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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可靠的叙事者:他狂乱恍惚的语言,反而更迫近世界的真实面貌。


不可靠的叙事者:他狂乱恍惚的语言,反而更迫近世界的真实面貌。

萨沙.索科洛夫的《愚人学校》让人联想到鲁迅的《狂人日记》。中文世界的读者可能都熟悉《狂人日记》中疯癫却又清醒的叙事者「我」,鲁迅藉由狂人的第一人称语调,以大胆直白的语言进行叙述。《愚人学校》也同样以一名智能不足或精神障碍的青少年作为说出故事的主角,他狂乱恍惚的语言,反而更迫近世界的真实面貌。

《愚人学校》也让人想起台湾的现代小说家七等生。如《我爱黑眼珠》、《放生鼠》、《精神病患》……中,总有一与世界对立,反抗威权机制与势利的社会,并且忧郁瘦弱的小说主角。通过此一人物的独白、意识流乃至对世界的感受,开展小说叙事的张力。而《愚人学校》的主人翁「睡莲」,人格分裂的「我们」,也对于象徵威权的学校校长、教务主任及精神病医生充满恶感。小说建立于「我们」的意识流,在人格分裂的你、我对话之中,不断回忆、联想、追述而无止尽地以谐音双关旁生枝节。其叙事语气、大量谐音造词,双关联想的叙事语言,则又使人想起舞鹤或王文兴。
  
《愚人学校》中,故事并不以连贯的情节时间铺叙,而是在主角精神分裂的自我对答,以及与旁人(此旁人又像是在他意识、梦境、回忆或想像之中存在)的对答里叙述出来。由于小说没有鲜明的故事情节,而是在「弱智男孩」的思维中,以画面语音的联想、音声的近似而不断连类、跳跃。故事结尾,小说家本人与主角「某某同学」一起出发去购买纸张,再叙述更多故事,而小说开头则是「你」、「我」商讨如何下笔,如同故事中的时间没有首尾、叙事者屡次诘问时间的逆反性一样,小说自身似乎也如旋转木马,可以首尾衔接,变成无限循环的故事。
  
小说中,几个重複的意象不断出现,如「花园」、「夜莺」、「睡莲」、「树枝」、「风」、「风之使者」、「铁路」、「留声机」。铁路本是跨越距离、抵达他方的交通工具,在小说中却象徵着工业与国家机制,小说叙述铁路「走在一条封闭的、串联的——没有终点的曲线,这也是为什幺要走出我们的城市几乎是不可能」(页356),而火车上的列车长「括约肌」威权而又冷漠的形象,又加深了世界的封闭与压抑性。相对于封闭城镇、铁路的是别墅与水塘。 象徵自由的地理老师「帕维尔」老师(为圣经中的圣者谐音)在小说开头即离开车站前往别墅,要至乡间钓鱼;小说主角的检察官父亲儘管有丰厚退休金,仍要卖掉别墅。小说充满对立的意象,大抵是威权与自由的对峙。

地理老师帕维尔深爱学生「风中玫瑰」,而主角则深爱生物老师「维塔」,两组师生恋相对应。帕维尔在被革职之前,为学生叙述一「木工」为了黑衣人给予的酬劳,将另一人钉上十字架,却发现另一人就是自己的故事,正象徵了被迫害者的相同身世与相似性,正如同帕维尔与主角。作为「我们」的主角,在「我」和「你」对答之间,读者亦可能是「你」、是「我们」之一员。小说第五章〈遗言〉帕维尔最后的话说:世界上一无所有,只有风与风之使者是真实的(页418);又叙述主角如梦似幻的意识流,他们化身为睡莲,意识到自身不再从属于别墅、学校,甚至任何人,而只属于「别墅区的勒忒河,那条按自身意志逆流而上的河流。」而高喊「万岁,『风之使者!』」(页404),风属于大自然,也象徵自由。当小说中的叙事者如此宣示:「我,教育家萨维尔(即帕维尔)之优良传统与主张的继承人,向你发誓,一次也不会让任何谎言玷污我的双唇,我将永保清白,就像大清晨诞生于我们那景色绝佳的勒忒河岸的露珠」(页329),小说中绝妙的自然风景,对风的讚美与河流的反覆叙述,不只是称颂自然之美,更有对人类社会深刻的不满与讽刺,以及对生命的根本关怀。
  
小说运用大量的意象、同音词来建构二元对立的威权世界,唯有在意识的跳跃之中,人物才能体会到如风般流动不受拘束的自由。小说中,运用第一人称叙事者的语言,不但传达了疯癫的、狂乱的心理状态,更重要的是通过俄语语言谐音的字词转换(有意的讹误)、意象联想的跳跃、场景的自由转换,带领读者可能跨越连贯时间与情节的界线,而和主角一样体会跨越限制的自由。通过声音、关係或相似性而不断跳跃连类的意识流意象群,也织就出特异、荒谬而奇诡的画面。
  
叙事学中有所谓「不可靠的叙事者」,即虽然所有的叙事者都不是完全可靠,然而有一些叙事者的特质,显得特别主观、带有偏见。《愚人学校》或《狂人日记》的叙事者就属于这一类。在表层不可靠的叙事者狂乱、跳跃的语言底下,从意象的选择陈列、景观的描写,可以读出文本深层被压抑的强烈情感。在故事表面「我们」的狂呼咆啸以及间有诗意的意象跳跃底下,作者对生命与自由的关怀如远方的钟声隐隐可闻。

《愚人学校》叙事的语言与方式,虽然近于「后现代」,然而其内涵却似非如此。小说中不只一次批评学校中的其他同学都与「我们」不同,是不值一提的「智障」(页268),又如描写主角与聋人锅炉公一同咆哮,特教老师与学生则为之惊恐癡呆:「所有特教学校的弱智生像个哑巴怪物的合唱团,一副张口歌唱的样子,并且病态的黄色唾沫从一张张惊恐、心理变态的嘴巴直淌而下」(页308)、「(除我们与『风中玫瑰』)所有人都是面目可憎的傻子」(页457)。小说的主角与叙事者对个人有强烈认同,而自觉不同于他人,叙事中屡屡传达孤独个人反抗威权体制、追求自由的意识,并深涵对现代文明的反思批判,富有现代精神。参照索科洛夫屡次试图逃离苏联的经验,更显露深刻的时代意义与现实精神,和台湾现代主义小说实有许多可对话、参照的空间,值得当代读者一观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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